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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策层面发力帮助出口企业将损失降到最低

  新冠肺炎疫情对出口的冲击主要体现在疫情被认定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PHEIC)、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和延迟开工三个层面。

  首先,如果仅单一考虑被认定为PHEIC对出口的影响是有限的。PHEIC的申明给的是没有强制性的表态,并未直接建议任何旅行或贸易限制。值得注意的是,各经济体已自发对中国的航线或出入境采取了限制措施,这会对国际间的交流、旅游产生负面影响,但各国对中国的限制性措施尚未上升到货物,仅针对旅客监测,对货物出口的负面影响应该说是相对缓和的。

  从国际经验看,2016年巴西寨卡病毒疫情被列为PHEIC,考虑到巴西出口产品以农产品、资源品为主,从逻辑上来讲更易受到疫情的影响。当时各国对巴西的出口商品采取了更严格的检疫措施,并发布了旅游预警。寨卡病毒疫情确实对居民出境、旅游业收入产生了明显的负面冲击,游客量在2015年出现了1.9%的负增长。但巴西的出口增速在疫情爆发和列为PHEIC阶段走的是震荡上行的趋势,似乎没有受到疫情和列入PHEIC的影响。从数据来看,巴西出口增速与摩根大通全球PMI的正相关性关联紧密,显示出巴西的出口增速与全球经济走势更具相关性。

  货物贸易中,我国出口结构以机电、音响设备及零件为主,我国拥有完善的制造业产业链,且以制成品出口为主,很难在全球其他国家或地区找到替代品。因此,因疫情冲击将我国货物出口排除在外的概率不高。

  相对于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受到的冲击可能更为明显。从经常账户看,服务贸易是逆差的状态,大约逆差2900亿美元,其中主要的逆差来源是旅游,旅游产生的服务贸易逆差约2300亿美元,每个季度约500亿到600亿美元。受疫情影响,旅游部分产生的服务贸易逆差将大幅收窄,反而能增厚经常账户顺差。

  其次,列入PHEIC,中国经济内需放缓对出口的影响或更为明显。“非典”期间,受发达国家居民加杠杆、WTO红利、我国劳动力人口红利共振,我国出口受疫情的影响相当有限,2003年全年出口维持在25%到35%左右的高增长。但目前中国经济在全球的影响力已不可同日而语,中国GDP占世界的比重预计将达到16%,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预计将达到30%左右,可见中国的内需本身就能决定了全球经济进而影响本国的外需。我们做过一个测算,固定资产投资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每下降1%,中国的进口增速下降0.94%,而进口增速每下降1%,中国的出口增速则下降0.69%。整体来看,内需每下降1%,出口下降0.65%,也就是说,假设本次疫情对内需有2%左右的冲击,那么出口将因此放缓1.3%。

  最后,复工延期对出口的影响更为确定。与“非典”时期相比,本次疫情的致死率不高,但潜伏期更长且潜伏期能传人,无疑加大了防疫的难度,这也导致了企业复工难度较大,对劳动力密集型出口企业影响尤甚,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出口占比大约为20%左右。此外,由于目前口罩等防护物资供应紧缺,也使部分企业复工复产受到影响。

  针对疫情对出口的冲击,将损失降到最低,我们的政策建议是:

  首先,实施更积极的财政政策,可以从减税降费和财政补助两方面采取举措支持外贸企业渡过危机,赤字率目标可以适当提高乃至突破3%。第一,为出口企业减税。生产经营活动受严重影响的出口企业可以申请部分特定税种的减免,受疫情影响而形成的资产损失可以予以一定程度的税收抵扣。此外,可以继续提高部分商品的出口退税率,缩短出口退税办理周期。第二,进一步清理和规范进出口环节收费。可以适当减少出口企业所需获得的海关监管材料,并在优化监管检查流程等方面加快推进降费工作。同时,对因疫情原因增加的商品检测项目应当进行合理的费用减免,降低出口企业负担。第三,湖北地区以及其他外贸依赖度较高的地区可以考虑利用财政资金支持外贸企业短期资金周转。部分外贸企业的再融资可能会在短期内受阻,面临的偿债压力比较大,地方政府可以设立应急专项资金项目帮助缓解企业周转困难。

  其次,加大对出口企业金融支持的力度。一是需要继续保持市场流动性合理充裕,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强化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考虑到民企目前承担了51.9%的出口份额,并且对疫情冲击的抵御能力相对较差,因此更需要对其加强定向信贷支持,鼓励和引导银行适当下调贷款利率,合理延后相关企业的还贷期限,精简企业申贷证明材料。二是加大出口信用保险支持力度,防止因出口企业利润受损—金融风险偏好下降—抽贷断贷—出口企业利润进一步受损的恶性循环发生。目前出口信用保险对小微出口企业的覆盖面仅约30%,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政府可以对小微出口企业投保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的保费予以部分或全额补贴,进而提高保险覆盖范围,在缓解相关企业融资压力的同时,减轻其投保成本。

  再次,对于受疫情影响严重、生产经营出现困难的出口企业,有针对性地降低其面临的要素成本。一是针对劳动密集型出口企业,可适度调整五险一金缴纳政策,降低企业人力成本。比如相关企业经批准后可延迟和减少缴纳社会保险费,相关补缴工作可以在疫情结束、企业恢复经营后开展。再比如可按照一定比例返还上年度企业缴纳的失业保险费用,用于鼓励有望恢复正常生产经营的企业不裁员、少裁员。二是针对部分能源消耗量大的出口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可以暂时性地下调工业用电、水以及天然气价格,合理降低能源成本,帮助相关企业降负。三是应当帮助出口企业减轻房租负担。针对承租国资经营用房的出口企业,可以在疫情防控时期内适当地减免其房租。针对租用其他类型用房的出口企业,政府可以向业主提供一定的税收优惠支持和财政补贴,鼓励业主主动减免租金。

  最后,在疫情期间为出口企业提供完备的法律支持。需要建立、完善相关的线上法律咨询平台,解答出口企业在疫情期间可能面临的各种关于跨境贸易的法律问题,如违约仲裁、贸易救济等。提高不可抗力事实性证明书的办理、审核效率。目前有许多受疫情影响的企业难以如约履行国际贸易合同,这可能会对企业利益和声誉造成较大影响,通过出具不可抗力证明书,可以最大限度地减轻企业因疫情所造成的违约责任,维护企业合法权益。

  (作者系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院长)

责任编辑:杨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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